2018,逝者对我们的启示——访梁款、朗天、罗贵祥 !

2018,逝者对我们的启示——访梁款、朗天、罗贵祥

2018,令人印象深刻的死亡实在太多。悼念文与特辑都做到无停手,每一个死亡都好像向我们揭示了重大的意义,彷彿令我们存在的世界粉碎了一角。面对一地碎片,虚词就此,向学者梁款、文化评论人朗天及作家罗贵祥查询,请他们言说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死亡对我们的意义。


梁款:大师与闯将的逝去

梁款表示,名单中最大感受还是林岭东,「收到时几shock。我并不直接认识他,但他是我的同时代人,他所有作品我都看过,虽不是他的崇拜者,但他就好像我的身边人。」梁款感叹同时代者「唔掂了」,过世、消失,好像身边不熟但以为会一直存在的事物都消失。

在2018年逝者名单中,梁款感到香港的事物「被清空」。名单中的人包括歌影视、文艺、政治经济,但梁款的分类方法不是界别,而是年代。他简单将重要死者大概分成两组:第一组是「第一代香港人」,包括田家炳、邹文怀、金庸【编按:话说金庸小辑】、刘以鬯【编按:刘以鬯纪念小辑】等,他们是战后成年,南来香港时正值三四十岁的盛年,「他们是大师,学识贯通南北东西,令香港文化有了混杂、跨地域的基础」,播下了70年代「香港故事」的种籽。


这群大师的特徵是天赋极强,「真正的精英,就是那种跟你读同一本书但他就是读得多过你的人。」梁款续称,这群大师包括饶宗颐等是当时大中华最叻的一群人,他们能都聚在香港,并非偶然,而是当时的战争乱世使然。「天才如龙,都需要有水让他们游,那时香港就是自由的活水,让一代华人大老,在香港寻这自由无边际的天空,自由发挥。

第二类重要死者板块则是「第二代香港人」,即战后婴儿潮,他们50年代出生,为70年代真正本土故事的奠基者,包括阿虫、林燕妮【编按:缅怀林燕妮小辑】、林岭东、黄爱玲【编按:怀念黄小姐,也谈《戏缘》复刻重印】等。这群人受惠于第一代香港人,抓紧时代机遇,「打出自己的格局。」他们很早出来打拼,「当时的流行文化工业根本无成规,像林岭东,他进入电视行业时根本什幺都没有,只有一个武术指导李家鼎,根本无规矩,所以咁爆。」


梁款感叹,这些第一代大师与第二代干将的逝去,「或者也是天意,告诉我们香港故事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说下去,要有别的说法。」


朗天:80年代文化的全面告终

朗天同样在这张长长的死者名单中,从「流行文化」入手,勾勒出「80年代」的语境:「那是香港电视电影流行曲漫画等等的高峰期,人人下班要赶回家看电视、日日追专栏的年代。这个年代终结已久,只是因为这些标誌性人物的逝去,让我们因为他们的死而回望工业本身。」

80年代是朗天的青年时期,他以个人观点勾出脉络:80年代的文化实践是由梁款口中的「第一代香港人」有份打造出来的,这群二、三十年代出生的人如邹文怀、金庸等,80年代是四、五十岁的壮年,一群年轻人受他们赏识,成为干将,共同开创出80年代动作、功夫、喜剧等影视以至流行文化。

70年代本是邵氏天下,邹文怀的嘉禾电影公司,在80年代初创出新模式,即让成功影星开立子公司,如成龙的威禾、洪金宝的宝禾、徐克施南生曾志伟等的新艺城等等,开出一代香港电影高峰。金庸的武侠小说,本在报纸连载而风靡70年代,但也是经80年代的大量影视改编完成经典化过程。「黑社会、武侠、江湖、反清复明,一系列代表香港的文化。」他甚至说,林燕妮的才女形像,也是具江湖味的,不走高卡士的闺秀风格,十分贴地。

朗天描述,80年代的活力,那是非常人治的一种文化,如倪匡都说金庸「一流朋友,九流老闆」,但人治会有personal touch,予下属文化憧憬,而无制度。 因此,人去后风流云散,有无以为继之忧。「80年代的香港特色,『狮子山下』等等,已经一去不返。六七年前它曾以『新怀旧电影』的方式展现余晖;但现在看来就知是迴光返照,碰到新时代的鉅变就不堪一击。」朗天感到,现在「用以前的方式」去拍一部电影,「已经唔work」。「固然因为香港已经不再是许多电影的主要巿场,但重要的不止是巿场转变,而是创作自由。以前是以港人的机灵、找空间找方法去拍自己想拍的东西,但在审查收紧、製作规模变大的限制下,港式non-professional的方式,还能否维持?」

朗天的80年代更是一个普及教育的年代,学位增多,出现grant and loan(现已演变为巨大学债),社会阶级可以流动,人可以靠知识改善自己的境遇。高锟是其中一个催生这种普及、开放、通俗、巿井的文化的教育家。早期的香港教育是精英化的,到80年代,中上教育的机会大增,天子门生「飞入寻常百姓家」,出现港式烂挞挞自由风,有大学生踢拖穿波裤上堂而一时注目。「普及化拉低整体水平,但也让一些新的可能产生。」他感觉近年香港出现新的特权教育,因为资源不足而割据严重,已非当年的港式自由普及。

而锺士元也代表着一种「新殖民地政治精英」,他们将香港原有的殖民地制度开明化,80年代就出现「代议政制白皮书」这类事物,提倡香港人参与民主政治。

武侠、自由、机遇、开放,朗天说,死者再度让我们确认,最好的香港早已不在。


罗贵祥:意识才是活着?

我们也就此题目向作家、浸大人文及创作系教授罗贵祥查询他对2018逝者名单的意见,得到书面回覆如下:

有些人你以为他们早已不在了。可能因为他们已经全退了,没有作品许久了,也自然没有消息许多年。到听见他们的死讯时,你会对自己说:原来他们还在。当然,这样想的时候,其实他们真的已经离去了。

说得难听点,「死」最少有两种吧。身死与意识之死。2018年去世的Hayden White 与Paul Virilio,不单是生命,他们的理论,我想应该都是建基于意识的觉醒吧。

如果不是White的Metahistory,大家仍会以为历史就是既有的真实,过去的存在毋容置疑?历史的演绎与文学故事的书写截然不同?没有了Virilio的解说,我们会天真的相信,科技的现代文明发展纯然是为了繁荣进步?从未想过是军备战争计算的产物?没有了Virilio,我们就必然误以为速度等同社会的效率?完全不能察觉,速度其实全是以军事通讯与控制为标的?假如没有了Virilio,我们只想像着,每一个科技的新发明为我们带来的美好、带来的新可能?不会想到随着新科技而来临的新意外、新灾难?

彷彿他们的理论是个大闹钟?每刻都是为了要唤醒欲沉睡欲入梦的平凡人?我们不能接受现象,因为现象背后充斥了意识形态的操控?我们不能怠惰的静止下来,因为每一刻都受到批判意识的冲击,逼使我们追寻也不一定想知的真相?

停不下来的,还有Claude Lanzmann的电影【编按:悼念朗兹曼:面对死亡,我们无从说起】。你以为可以躲藏在黑暗中,静心观看荧幕上的影像吗?他九个半钟头的Shoah,让你以为看电影必然有的娱乐趣味,都一併彻底扫走。即使以为被荷李活收编了的Bernardo Bertolucci【编按:犯禁与沟通:贝托鲁奇追寻的真正革命】、Milos Forman,你也好像在他们名正言顺的商业片中看到,那点点不甘心的意识,色欲中暗含的颠覆,小人物对抗大制度的妄念。这些终日醒着的意识,或许就是上世纪六、70年代爱谈的政治现代主义吧。让人活着醒着的批判意识,很容易被看作是精英者的文化资本,毕竟平常人都不过是行尸走肉地活下来?


他们真正的离去了。没有了载体,这些意识还可以残留多久?下一代的载体,又有多想继承延续这些意识呢?也许,这些意识不是个体拥有的,也不可能单单被某个个体拥有。或许,它其实是对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生产模式的应对觉知,在个别人身上的意识,只不过是徵状,不是它的本身。换言之,逝者固然身去矣,然而意识,依然正在孳孳不倦寻觅着它的能动者、施为者。

梁款自谦,读书人太规矩,学者如陈明銶等逝世,都不是公众事件,知道的人不多。其实今年也有许多学者逝去,脸书专页「故事:写给所有人的历史」就有整理出一串逝世台湾学者名单。死亡既如巨大的烟火爆灭,也可以如日常任何一个泡沫的消逝。死者揭示的对生者的责任,奥登:「一个死者的文字/要在活人的腑肺间被润色。」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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